“俄罗斯公司”的CEO---普京
离普京总统卸任之日还有近一年时间，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总结他的“一生功过”。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关于他留给
据说，普京当初被叶利钦推到前台的时候，有些不情不愿。他的理想
这位47岁的年轻总统，履历中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是他曾经就职于克格勃的神秘背景，以及柔道运动健将的称号。人们并不相信这样一个资历很浅的人，能够在水很深的俄罗斯政治里中流击水。毕竟，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实在大得没有边界——寡头操控了国家的
许多观察家现在回头仔细琢磨普京当年的作为，他们仍然认为，普京当初上台时非但没有政治野心和抱负，他甚至没有政治规划。他并没有确定或左或中或右的
俄罗斯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卡内基基金会研究人员莉利亚•谢夫佐娃在一次演讲中调侃地说，在俄罗斯，当人们思考普京将会带俄罗斯走什么样的道路，答案经常是“朝鲜”，不过，到底是“南朝鲜”，还是“北朝鲜”，人们也搞不清楚。 “现在答案已经明了：普京走的既是北朝鲜路线，也是南朝鲜路线。”谢夫佐娃说。
政治上加强中央权力，是“北朝鲜式”；而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是“南朝鲜式”——这对于普京而言并不矛盾。事实已经证明，普京的实用路线不仅收获了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还成功地为他巩固了权力与地位。老天也帮了他一把——油价一路狂涨，使能源大国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普京就像
普京的光芒再度点燃了帝国的余晖，人们将他称为“普京大帝”，把他奉为英雄。即使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等普京政治生涯中最灰暗的节点，他的铁腕招致不少非议，但在多数的民众眼里，他的强硬代表着俄罗斯不屈服的个性。而他面对死难者时英雄落寞的神情，一时感动许多人。
“为什么他能这样吸引人呢？为什么尽管他有时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但整个国家还是那么爱他呢？为什么女人将他视为性感的标志而男人纷纷仿效他呢？”2006年8月9日的《真理报》一篇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接着，文章对普京的面相进行全面
西方往往批评俄罗斯政府导演了这种对普京的狂热情绪，但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找到佐证。事实上，俄罗斯的官方场合或者国家级艺术馆里到处找不到普京肖像之类的东西，但是在街头艺人的画板上，普京的画像和西方美女演艺明星的画像摆在一块，供大众挑选、崇拜。
普京的粉丝当中，其实还有美国总统布什。布什这样描述这位他称之为“弗拉基米尔”的人：“从他的眼中，我可以看到他的灵魂。”惺惺相惜之意溢于言表。这两个大国的掌门人，私交看似不错——布什去俄罗斯的时候，普京让布什开着他的伏尔加老爷车在乡间别墅里兜风；前不久，普京刚刚去了布什父母在缅因州的农场吃龙虾。而此前，普京两度以前所未有的激烈言辞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美国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则是一个“志不同道不合”的故事了。
布什很少在公开场合指责普京，但是，他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刚开了车载着普京兜风，一转身他就跑去会见一群不招普京待见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眼里，普京正在逐渐成为一位独裁者，他不断收拢、加固手中的权力，而这与现代民主潮流背道而驰。
普京在民主二字之前加上了个形容词“可控的”。他削弱了地方势力，用垂直管理的模式将权力向中央集中。立法、行政、司法控制权也掌握在普京手里，尽管国家杜马中也有在野势力，但执政党“
对于“可控的民主”，普京的解释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需要秩序与稳定。而经历了叶利钦时期政治与经济双重混乱的俄罗斯老百姓，也相当认同普京的做法。
事实上，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中，俄罗斯从来就没有过好的民主传统。即使是在叶利钦时期，民主制度创建了出来，却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在混乱与无序中，叶利钦只能以无数个总统令来代替民主程序做决定。可以说，俄罗斯民众从来就没有真正尝到过民主的甜头，反而被乱世中的伪民主给咬伤过。这也就不难解释，老百姓对西方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们极力推行的民主价值并不特别感兴趣。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普京的首席智囊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曾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为“俄罗斯政治文化：从乌托邦的角度”。苏尔科夫阐述称，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有几个显著特点：民众历来拥护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此外，俄罗斯人历来有将政府组织个人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民众不信任一个组织，而是更愿意信任这个组织里的人。“在俄罗斯，人代表着组织。”苏尔科夫说。
苏尔科夫的话，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多数俄罗斯民众宁可放弃民主去选择普京。许多人真心希望普京在
事实上，一个自称是现代民主国家，它的民众却以封建帝国时期的心理去看待
而在一个缺乏民主气氛的社会中，2008年那场至关重要的选举就完全被置于普京的阴影之下。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的左派学者伊莲娜•内德雅克是普京政府的支持者，但对记者谈起2008年的总统选举时，她却显得忧心忡忡：“普京的影响力太大了。我们学界很担心，到了2008年，每个政党、每个候选人为了当选，都要打着普京的旗号。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提出不同的政治纲领，也不会出现有益的政治辩论，这样的一个选举所产生的领导人也就不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变化。”
民主进程原地踏步，权力高度集中，给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埋下隐忧。俄罗斯自由派学者-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人员莉利亚•谢夫佐娃指出，一个领导人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就免不了固步自封，而这将最终导致决策的失误。“前几年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俄罗斯的作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如果普京总统真正了解乌克兰内部的真实情况、民众的情绪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强弱对比，他就不会支持雅努科维奇而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场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
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隐患还在于，这个制度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也许普京是个诚实的政治家，不会滥用权力，但在他一手打造的这个制度当中，他的继任者是否也能自省自律呢——这对于普京和俄罗斯而言，都是一个风险巨大的赌局。
下面再从几个侧面来了解一下这位CEO
投身克格勃
1975年夏，刚过21岁的普京以优异成绩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遂被分配到克格勃第401保密学校。
普京在401学校只学习了一年。因成绩卓著，他被分配到克格勃某部侦察分队，每天在其特工科上班。特工科担负着特种任务：对外国人和外国使馆外交官进行跟踪。众所周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世界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对外国使馆实施严密监控。
当时一般特工人员没有独用的办公室和电话。因此，他们好几个人不得不挤在一个房子里，每个房间只有一部电话，这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大家常常因为打电话而发生争执。年轻的普京当时已是中尉军衔。由于争强好胜，他常常处于争执的中心。普京总是毫不客气地抢过这惟一的一部电话和“局外”的朋友聊起来没完。为此，同事们戏称他是“煲电话粥能手”。
“普京尽可以这么做，因为领导很器重他，常常对他另眼看待。”普京当年的同事维克托·弗罗利科夫说，“他还有分队刑侦科工作证。这可是一种特殊待遇。在我们侦察分队，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充其量也就那么几个。谁也不知道普京在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也不便过问。当时我们有明确规定：不该知道的不问，对同事的工作不准随意打听。”
不久，普京进了特工科开办的德语进修班。谁能获此机会，完全由科领导决定。据弗罗利科夫说，只有最有发展前途的人才能被送到该进修班学习。进修班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最初每班为8至10个人，每届四年，进修班严格实行优胜劣汰原则。所以，结业时即便只剩下一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该德语班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书，外语成绩存入个人档案。
“沃洛佳（普京的小名）是我们的一位上级领导向我推荐的。”时任特工科科长的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深情地回忆道，“第一次和普京谈话，我就立刻感到他头脑机敏、气度不凡，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情报工作最需要智商高、视野宽的人。我眼前的这位青年军官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没谈几句，我就深深地喜欢上普京了。
不久，普京被保送到了红旗学院。对克格勃许多青年军官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
“既然普京在你们这里表现如此出众，那您为何要放他走呢？”记者大惑不解地问彼得罗夫。
“的确是我亲自把普京保荐到红旗学院的。”彼得罗夫沉思片刻，满怀深情地说，“说句老实话，像普京这样出类拔萃、风华正茂的军官，我确实不愿意轻易放走。但我知道普京在业务上须进一步提高，虽然那时他已经升任少校。沃洛佳前途无量，日后必成大器、担大任。俗话说，庭院跑不出千里马。我不愿把普京窝在我们这儿，眼睁睁地耽误他的锦绣前程。”
柔道健将
中新网2月2日电《旧金山纪事》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著的《柔道：历史、理论和实践》一书2002年在俄罗斯首次发行，日前有消息称美国伯克利的非赢利性出版社--北大西洋出版公司正在准备出版该书的英文版。
北大西洋出版公司的里查德.格罗辛格说：“普京的代理人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俄罗斯人，他找到了我们。我们接了这个活，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北大西洋出版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武术书籍出版社之一，公司由格罗辛格和他的妻子林迪·霍夫于1974年创建。
英文版的《柔道：历史、理论和实践》原定1月份出版，但是因为俄罗斯大选在即，出版时间只能推迟，不过今年夏天应该可以同美国读者见面。
北大西洋出版公司武术编辑杰斯·奥布赖恩称：“翻译已经完成。但是我们最近听说，普京本人希望书等到大选结束后(再出版)。”奥布赖恩说，普京不想让人们把这当成是在讨好西方。他的风格和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恰恰相反，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总是急着出版著作配合自己的选战。
普京11岁开始练习柔道，目前他拥有柔道和俄式摔跤大师的头衔，而且他还是柔道运动的荣誉教练。奥布赖恩对普京之所以热爱武术有他独道的见解，他说：“武术是一项伟大的运动。我想他给了人们一个发泄的渠道。走上赛场，摔出一身汉来，是从脑力困扰中解脱的一种好办法。也许，我们的政治家们可以找一个发泄的渠道，而不是一顾一切的发动战争。”
报道说，普京已经答应，当书在美国出版时，他会亲自到美国展示柔道功夫。该书日文版去年在日本出版时，普京曾和一名学生现场“较量”了一番，并友好的“输”给了这位年轻人。
总统与狗
普京爱狗，众所周知。2000年总统大选他接受访问时，他还带一头长毛犬在他身旁。后来，有一位俄罗斯记者想要了解为何普京在其总统竞选期间所拍的片子中是与一只白色的小狗相依相伴，而在当选之后身边却出现的是一只黑色的狗，普京的回答是：“这只小狗染了毛色，它是一只母狗，因此将它的毛色由白色染成了黑色，。”普京还透露说，他家里已有三只小狗，一只属于他妻子，另外两只属于她的两个女儿。
普京当总统后也收到了不少礼品。其中有一些是很难用价格来衡量的，比如罗马教皇送的圣彼得和保罗的浅浮雕雕像、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送的复活节彩蛋、几尊教堂侍者送的圣像、叶利钦下台后转送给他的一支派克金笔、贝加尔地区一个10岁聋儿亲手制作的地球仪，当然，他也没少收到贵重的东西，其中有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送的乌兹别克大袍、蒙古国送的民族服装、俄罗斯穆斯林送的匕首，还有从土库曼斯坦总统的私人养马场挑来送给他的一匹阿哈尔捷金马。不过这些礼品(马匹除外)都留在了克里姆林宫，其中一些放在总统图书馆里，其余的交给专门库房保管。普京只把一些他特别喜欢而又不太贵重的东西带回家，如希腊总统送的柏拉图文集和俄罗斯航空制造业职工送给他的歼击机模型等，不过，最被普京视为珍贵的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送的“普京家庭成员之一”的一条狗，它就是这次一下子给普京再添“八口”的科尼。
第一夫人
1983年7月柳德米拉.阿列克德罗付娜.普京娜与普京结婚
下面让我们跟第一夫人一起回顾一下20年前在圣彼得堡发生的这一幕：（以下摘编自柳德米拉·普京娜的回忆录《弗拉基米尔·普京：生活的故事》）
“当年是弗拉基米尔首先提出举行结婚的，这一切全都按老规矩进行的，甚至多少有些装模作样。我跟弗拉基米尔坐在房间里，他突然说，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性格是比较怪癖的，现在基本上你应该做决定了吧。我简直像被冻僵了，心想，他的意思是，我们得分手了？但即使在这时候，我怎么考虑的就怎么回答他的。我说，你知道的，我已经决定了，我需要你。这时弗拉基米尔又说了，既然这样，那么我建议你嫁给我吧，我爱你，你同意吗？我回答他，是的，我同意。弗拉基米尔最后说，如果你不反对的话，那就让我们在三个月后的7月28日举行婚礼。
在准备过程中，我们一致认为婚礼应该举行两天。第一天是跟朋友、家长和亲属们在一起，第二天则是跟弗拉基米尔单位的同事们。
第一天非常热闹，我觉得非常开心。我确实不记得当时我们喊没喊‘太苦啦’！（译者注：俄罗斯人举行婚礼时，来宾要求新婚夫妇接吻，就会喊：“太苦啦！”意思是要甜的，要接吻）大概是喊了，应该是的……我不记得此后我们是否接吻了。只记得当时很高兴。第二天的婚礼就规矩多了，弗拉基米尔虽然还是那么喜气盈门的样子，但已经像另外一个人了。”
大杂院里长大的总统--普京总统忆童年
我家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巴斯科夫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的大院与另一个大院毗邻。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大杂院里度过的。
我家住在大院一幢5层楼里，房子是我父亲所在的车辆厂分给我们的。这楼很简陋，没热水，没洗澡间，厨房很小，还是公用的。楼梯一侧有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楼道里经常有好多老鼠出没。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常常用棍子驱赶老鼠。在这楼梯上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人鼠大战"迄今还刀刻斧镂般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便对它穷追不舍，直把它逼到了墙角。这老鼠走投无路，气急败坏，猛地掉转身，全力向我迎面扑来。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的突然，我害怕极了。接下来，反倒是老鼠紧紧地追赶我了。只见它飞快地越过一个个台阶，转瞬就跳进了我家那一层的楼道。毕竟我比这老鼠跑得快。我以最快的速度推开我家房门，又砰的一声关闭。就这样，我硬是将这老鼠挡在了我家门外。
上小学之前，我只能在我们大院里玩。我在外边玩，妈妈不放心，她常常从我家窗户探出身，问："沃洛佳（普京总统的小名和昵称），你在院子里吗？"我要是在这院落里，那就好。父母对我看得很紧，未经他们许可，我不能随便走出这大院。
然而，外面的世界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不理会这些，就偷偷地溜出大院。
五六岁时，我第一次悄悄地走到我家附近的一条大街上。这天是"五一"节。我好奇地向四面张望。街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热闹非凡。我呆呆地看着眼前欢天喜地的景象，不知为什么开始有点害怕起来。
再稍大一点，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有一年冬天，我背着爸爸妈妈，同几个小伙伴乘电气火车到郊外玩。到那儿以后，我们走着走着就迷了路，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天寒地冻，幸好我们带着火柴，于是，我们点起篝火。没吃没喝，我们都冻僵了，饿坏了。返回时，我们坐的还是电气火车。回到家，我挨了几皮带，从此我再也不敢独自随便出远门了。
不安分的学生
我1952年10月出生，所以我开始上学时已经快8岁了。我家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我刚上学时的一张照片：我身穿活像是军装一样的旧式灰色校服，端一盆花站着。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为什么我不是拿一束鲜花，而偏偏端一盆花。
我不大愿意上学，我更喜欢跟小朋友们整天在我们大院里玩，但又不得不走进校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我都是在第193学校上学。这学校就在我们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我到校只有7分钟路程。起初，第一堂课我差不多都要迟到，所以冬天我根本就来不及好好穿衣服，原因是：穿衣，气喘吁吁地往学校跑，再脱衣--这都需要好多时间。后来为节省时间，我想了个"妙招"：干脆不穿外套，飞也似的往学校跑，从此我便能准时坐到自己课桌旁了。
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不用说，学校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我是不怎么遵守的。而学校是有组织的集体，它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严密的纪律。然而，当一个从小长在深山老林里的人乍一到了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里，他一定还会按原先的规则生活。而学校就像是在他周围拉起的一道护栏，圈在护栏里受约束，很不舒服。于是，我就开始想要"挪开"这道"墙"。
这样"爱自由"、不安分，理所当然地要引起老师们的干预，调皮的学生不喜欢老师们这么做，便常常要做点什么反抗的表示；这样"爱自由"、不安分，调皮的学生之间也不免要发生冲突，于是，打架斗殴的事便接连不断。
头次挨打悟出道理
大杂院孩子们打群架正是由此开始的，我是在什么时候遭暴打，因而不得不进行还击呢？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这是在上面说的与我们相邻的那个大院里，即不在"我的"领地。
第一次挨人揍，我感到很委屈。打我的那小子看上去是个瘦猴。不过，我很快便明白，他年龄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得多。对我来说，这件事不啻是街头"大学校"，这"大学校"第一堂就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由此使我得到一次重要的、很好的教训。我从这一教训中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首先，我不对。当时，那孩子只是对我说了句什么，而我却很粗鲁地把他给顶了回去，那话简直能把人噎死。实际上，我这样欺负人家是毫无道理的。因此，我就当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第二，如果当时站在我面前的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也许我就不会对他这样粗暴。因为这孩子第一眼看上去瘦骨伶仃，我才觉得可以对他撒野。但当我吃了苦头的时候，我才明白不能这样做。我明白不论对谁都不能这样做，对谁都应当尊重。这是一次很好的、实在是有"示范意义"的教训！
第三，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对与否，为能进行还击，就都应当是强者。可那孩子根本就没给我任何还击的希望。根本就没有希望！
第四，我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一旦遭人欺负，瞬间就应当进行回击。瞬间！
总的来说，我打架，并没有什么鲁莽和过火的举动。不过，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如果你想要成为胜者，那么在任何一次对打中，你都要咬牙坚持到底。
此外，我明确意识到，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卷入什么冲突。但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就应考虑无路可退，因此必须斗争到底。原则上说，这一公认的准则是此后克格勃教我的，但早在孩提时代我在多次打架中对此就已经烂熟于心、很好掌握了。
此后，克格勃教我的还有另外一条准则：如果你不准备动武，你就不要拿起武器。不应该随意恫吓人。只有在你决定开枪的时候，你才须掏出手枪。假定你同谁发生了冲突，但在你最终决定"我现在要开枪"之前，你就不要操起武器。小时候在街头有时需用拳头明确我与小伙伴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就是这样做的。一旦你下决心打这一架，那你就要坚持到最后。换句话说，不打则已，打则必赢！
小时候，打架是常事。为什么？反正无外乎小孩子们那些芝麻大点小事。但我敢说我们不是小流氓。我们不过是大杂院里一帮调皮的孩子。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从大杂院的孩子沦为罪犯的。当然，我们"身边"某些有前科的成年人确有整天无所事事、终日游荡的，但他们同我们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们跟他们一样。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来就不随身携带什么刀子或者铁拳套，而这两种凶器，上面说的那些有前科的刑事犯都应有尽有。我们小孩子在打架时顶多只是互相推推搡搡、动动拳头。我们从未用过卑鄙和凶残的手段。
尽享家庭温暖
尽管家境不好，但家人总是尽可能多地给我以温暖。我是在爷爷奶奶和爸妈的百般爱护和精心培育下成长的。
我爷爷是位技艺精湛的名厨，且有不寻常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应邀到莫斯科郊区哥尔克镇工作。为当时住在那里的列宁及其家人做饭。列宁逝世后，爷爷被调往斯大林的一个别墅，在那里又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林斯科耶休养所又当了好多年厨师。12岁，即1965年爷爷逝世之前，我曾多次到这休养所小住，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我父亲这人不苟言笑，表面像是有些冷淡。但我知道他爱我，关心我。至于母亲，她对我更是舐犊情深，处处围着我转。我知道，我是她的"惟一"（普京母亲先前生过两个孩子，但不幸都夭折了。41岁那年，母亲才生了普京。因此，普京被称为"迟到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辈子除了我，母亲没有其他任何追求。每件琐碎小事都时刻体现着她对我的这种疼爱。
应当说，我比许多同龄人都幸运，因为我能亲身感受到父母亲对我的关怀和呵护。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我能够健康成长。
那时我看见一个个家庭走向破裂、解体，其中许多是因为男主人毫无节制地酗酒而酿成的。我亲眼目睹这种悲剧，最初是在我们那栋有众多住户的大杂院里，而后则是在学校里。
那时，虽然生活清苦，但我从未觉得生不逢时。其实，家道清寒、生计窘迫的何止我们一家，差不多家家都这样。在列宁格勒市内，家家户户住的大都是公房。居住条件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各家的生活水平大致都不相上下。有一年，我到科米自治共和国一个建筑队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回来后，我才买了第一件新大衣。此前，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我的家就是我的一座堡垒。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显然，在父母心目中，最为珍贵的是我这个人。所以，即使我口头上什么也不说，但只消朝四下里看一看，我就有充分理由认为，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早在上小学时我就想，将来上了大学，我可能不会尽力去炫耀我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甚至还做过杂工（普京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战后复员到列宁格勒车辆厂，先后任工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母亲没什么文化，做过清洁工，夜间为一面包房接货。后为某实验室洗试管，还在某寄卖店当门卫）。我想，如果在大学一年级我就能说我父亲是教授，母亲哪怕是副教授呢，那我当然会更高兴的。我不刻意强调父母的工种，但我从不因为他们的职业而感到羞愧。我一向敬重父母，一向亲切地对待父母。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我的。我也清楚地知道，作为普通人，父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生活得更好。正是有了他们，我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人生第一个转折点
上小学时，我的家人就有明确的暗示：日后我必须上大学。也许是为时尚早，这事还没提到"议事日程"，故谁也没有天天把这挂在嘴上，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商量我应该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
上大学是谁也不愿轻易放弃的最低标准。严格讲，我父母自己大概也搞不清将来我到底应当去考什么大学，但有一点他们是铁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10年级中期，当我同父母说我准备考大学以后，他们自然没有什么疑义。从此，他们对我的学习也随之抓得更紧了。
从10岁起，我就开始学柔道，教练一直是拉赫林。我这位教练对我考大学的志向不以为然，反倒力主我去报考大专。具体说，就是列宁格勒金属工厂附属高等技术学校。当时我是在该厂体育俱乐部练柔道。教练们很容易地能将其所有成员顺利转入这一学校，从而可使他们免除服兵役。
有鉴于此，拉赫林就特意约见我父母并当面对他们说，根据我的成绩，实际上我可以被保送到上述高等技术学校，根本不用考试。他还对我父母说，这学校不错，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就是做天大的傻事。考大学本科是一种冒险，万一考不上，我就得马上参军入伍。
听拉赫林这么一讲之后，父亲自然也就有些动心，原先一定要我考大学的想法也有些动摇。于是，他也开始做我的工作，要我按拉赫林教练说的去做。
这样，我便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训练场上，拉赫林劝我；回到家，父母压我。说来说去，都是叫我放弃报考大学。
但我说，我就是要考大学，就这么定了……
"那你就得去当兵，"人们众口一词地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坚定地回答，"当兵就当兵。"
不言而喻，服兵役将会推迟我进克格勃。但总的说来，这并不妨碍我去实现我的既定计划。耽搁几年时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原则上说，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它要求我"孤注一掷"，作出抉择：要么现在一切我都自己做，一切我都自己定，从而走向下一个我所期望的人生新阶段；要么我认输，听别人摆布，既定计划全部落空。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众所周知，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我的人生由此跨入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
－－－《来自第一人物--普京访谈录》
爷爷--列宁和斯大林的厨师
父亲Владимир Спиридонович Путин.
母亲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叔叔
普京的总统官邸
专机和车队
